冰冻三尺寒意不退 谁能来打破伊核僵局?

王晋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2021-04-04 18:49:04

当地时间4月3日,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与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讨论伊核问题。勒德里昂在通话后发表声明,呼吁伊朗在伊核问题会议的讨论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此前一天,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代表举行视频会议,主持会议的欧盟对外行动署在会后发表声明说,各方代表定于下周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继续召开会议,将就取消对伊制裁和继续执行伊核协议问题,进一步明确需要采取的措施,届时协调人将与伊核协议相关方、美方代表分别展开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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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拜登在2020年总统竞选时,曾许诺将会帮助维持伊朗核协议,但是拜登就任总统两个多月以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关系仍然未能实现突破。美国要求伊朗无条件回到核协议框架下,接受国际社会对于核活动的监督;伊朗则要求美国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于伊朗的相关制裁,赔偿伊朗2018年以来因为美国制裁遭受的损失;欧洲夹在美国和伊朗中间,左右为难。伊朗核问题,已经形成了一个战略僵局,只有尽快重建对话渠道,才能帮助解决日益严峻的危机。



美国和伊朗相互之间的敌视和不信任,是影响伊朗核问题的重要障碍。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立关系,可以追溯到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在“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但是近些年来,由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不信任感加剧,伊朗核问题的博弈,体现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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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对于美国的不信任感,使得伊朗难以在短时间内,向美国做出重大让步。主张与美国进行沟通的温和派,话语权式微。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013年上任之后,一直谋求与美国保持对话,期待通过沟通与和解,帮助伊朗重返国际社会。在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署之后,鲁哈尼和温和派政治力量影响力大增。鲁哈尼不仅获得了2017年总统大选的胜利,在2016年的伊朗议会选举中,温和派和改革派大获全胜。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重新向伊朗施加巨大战略压力。2018年特朗普退出伊朗核协议,并向伊朗“极限施压”,影响了伊朗国内舆论。一方面,美国“极限施压”战略恶化了伊朗国内经济形势,加之2020年疫情影响,伊朗民众对于鲁哈尼真政府愈发不满,总统鲁哈尼和外交部长扎里夫面临越来越大的国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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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伊朗强硬派占据了话语主导权。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巨大压力,强硬派主张加快发展伊朗的国防实力,尤其是核能力,以此应对来自于美国的战略封锁。尤其是2020年初美国打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以及在2020年12月以色列情报机构在德黑兰暗杀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进一步恶化了伊朗与美国的关系。2020年伊朗议会选举中,强硬派和保守派大获全胜。在2021年6月即将举行的伊朗总统选举,伊朗强硬派很可能会主导未来四年的伊朗政坛。在此背景下,伊朗必然难以向美国做出让步,更难以与美国展开务实谈判。


对于美国来说,伊朗同样难以完全信任。2015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之时,中东地缘政治环境,与2021年有较大差异。当时美国的中东盟国沙特和阿联酋刚刚介入也门局势不久,仍然对击败也门胡塞武装,扶持也门政府保持乐观态度;叙利亚内战仍然前景不明,受到美国和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甚至攻入了首都大马士革,叙利亚政府形势岌岌可危;伊拉克国内受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袭扰,国内政局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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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21年,伊朗似乎在中东地区的敏感议题上,都占据了先机。在也门内战中,伊朗同情和支持的胡塞武装,仍然屹立不倒,占领也门首都萨那在内的大片区域;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问题上,就继续支持也门政府还是支持也门南部独立力量,意见分歧,帮助也门政府光复全境的希望遥遥无期。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已经收复了大部分国土,伊朗在叙利亚境内也部署了军事力量,让以色列如坐针毡。在伊拉克,伊朗支持的什叶派“人民动员军”在过去多年发展壮大,旗下的政治和军事网络甚至独立于伊拉克官方。在过去多年的地缘博弈中,美国的中东盟国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愈发感到来自于伊朗的威胁。


与伊朗地区影响力上升相伴的,是伊朗导弹技术的发展。在过去多年里,伊朗的导弹技术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伊朗的“流星”和“泥石”系列导弹,都帮助伊朗形成了巨大的战略威慑力。甚至伊朗军队高层宣布,伊朗可以像生产小汽车一样生产导弹。对于美国中东盟国沙特和以色列来说,伊朗为数众多且射程较远的导弹,是悬在本国头顶的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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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互敌视的语境下,美国和伊朗在核问题上,形成了彼此对立的话语体系。2019年以来,伊朗逐渐退出核协议监管机制,力图将此作为反制美国制裁的手段。2020年末伊朗议会通过了《反制裁国家战略法案》,提出如果美国制裁仍然未能解除,且欧洲国家未能按照伊朗的要求履行核协议的条件下,伊朗政府必须在2021年上半年,增加浓缩铀的当量,提升浓缩铀丰度,最终退出伊朗核协议。


尽管伊朗反复强调,伊朗退出核协议的举措是“可逆的”,即如果美国撤除制裁,那么伊朗可以重新履行核协议,但是伊朗的动作并不被美国所接受。在美国看来,伊朗浓缩铀丰度已经突破了20%,而且伊朗也已经暂停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部分合作。拜登中东团队中的“鹰派”则认为,应当采取措施,约束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比如在拜登政府的第一副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Sherman)和副国防部长克林·卡尔(Colin Kahl)就认为,中东的地缘形势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2015年签署伊朗核协议时期的中东地缘形势,与今天的中东地区局势不可同日而语,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来遏制伊朗。克林·卡尔甚至提出,他赞成以色列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行动,一劳永逸地清除伊朗的核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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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伊朗核问题僵局中,欧洲的作用十分关键。一方面,欧盟被伊朗赋予较大期待。伊朗在2015年签署核协议,其重要期待就是希望获得来自于欧洲国家的大规模投资和帮助,提振伊朗经济和社会发展。2015年核协议签署后,鲁哈尼总统带领着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了欧洲多国,并且与道达尔、雪佛兰等欧洲企业,签署了合作意向。另一方面,欧盟是伊朗核协议的签署方,也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盟友。特朗普在向伊朗极限施压的同时,也通过法国总统马克龙向伊朗试探,举行伊朗外长扎里夫和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直接会面的可能性。


但是欧洲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同样面临着来自于美国和伊朗的双重僵局。美国期望欧盟能够理解美国对于伊朗的担忧,帮助美国劝说伊朗扩大谈判内容,将遏制导弹技术和地区影响力,纳入未来伊朗核谈判的框架中。欧盟、法国和德国则认为,伊朗核协议是多边主义成果,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实际上损坏了谈判的基础,因此美国应当撤除相关制裁措施,在此基础上重建美国和伊朗对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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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则希望欧洲国家能够顶住美国的压力,“切实履行”伊朗核协议的相关内容。伊朗认为,欧洲国家尽管许诺继续履行核协议,但欧洲企业却在2018年前后撤出了伊朗市场,加剧了伊朗经济困难,以此要求欧洲国家采取措施,重新帮助欧洲企业回到伊朗。而欧洲国家则认为,政府难以决定企业的投资意愿,况且美国制裁下,任何在伊朗投资的欧洲企业必然因美国制裁而遭受损失。欧洲国家认为,伊朗应该尽快返回核协议监管机制下,扫除国际社会的担忧。至此,美国、伊朗和欧洲,在核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相互的僵局态势。


僵局难以一劳永逸地解开。受到国内反对声浪的影响和各自盟友的干扰,美国和伊朗难以直接展开对话,因此通过第三方尤其是欧盟的协调,以“间接对话”的方式,实现接触,恢复谈判,是美国和伊朗化解敌意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通过“分解”的方式,以彼此“小让步”促成美国伊朗关系改善,实现美国“撤除相关制裁”和伊朗“重回核协议机制”,也是一种困难的尝试。


2015年伊朗核协议签订现场


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伊朗核问题的解决,窗口期实际上非常有限。6月份即将开启的伊朗大选,到8月份将会产生新一届伊朗政府。如果伊朗强硬派上台执政,很可能会重演鲁哈尼前任、伊朗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执政时期,伊朗与美国的僵冷关系。应当指出的是,欧洲国家尽管同情伊朗遭受的制裁,但是并不认同伊朗退出核协议,启动核武器研发的举措。2015年之前,欧洲国家也曾经和美国一起,向伊朗施加经济制裁,要求伊朗停止核研发活动。


如果伊朗核问题在未来几个月难以实现突破,且伊朗核研发脱离国际社会监管,很可能会引来新的危机。以色列已经多次表示,密切关注伊朗核研发动向,并在近期向美国拜登政府表示,会考虑通过武力打击伊朗,阻遏伊朗的核研发进程。如果伊朗核问题在未来数月难以实现突破,那么一个更加不稳定,且充满敌意的中东地区,将很可能酝酿更大的动荡和危机。


(看看新闻Knews编辑 赵歆 郝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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