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晚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就“世界观察：印度发展面临的挑战”展开了主题演讲。

范教授在谈印度时提到了以选票为基础的选举政治。一个政客想要上台，要去争取一个地方或者一个群体的选票，他的私利和爱好不管合不合理，我都要去迎合。所以所有的选举都会放大这种地方性、族群性的问题，一个好的或者合理的选举制度需要在上边有一种统一性的因素来进行制约。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民主需要集中。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没有这种集中，它以选举为主，所以必然会把地方性、族群性的这种利益博弈通过选举过程一层一层地向上传导，最后传到了国家政治生活中。

这个问题在印度现代历史上非常典型。首先早在独立之初，因为追求选举路线就已经产生了像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这样的两大政治力量，就产生了分裂，双方都希望通过自己的草根选民来拿选票，所以强化了印度内部的印度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民族之间的分歧。国大党本身的理念对印度教徒是有偏袒的，对印度教的符号、对印地语的宣传也导致了穆斯林的不满。英国的殖民政府乐见其成，他可以利用这个问题来挑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互相斗争分而治之。1945年到1946年的选举使印度的政治力量迅速分化成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两大阵营，双方都利用玩宗教政治、玩族群政治，最后印巴分治的结局非常惨烈。

印度当时的领导人尼赫鲁本人其实是一个很清醒的政治家，他极端重视印度的统一，但他为了选举、为了上台，所以没有办法又要迎合，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政治。对我们中国来讲，很多无非是一种方言，但他都要求自己的合法地位，导致了印度卢比上印17种官方语言的怪现象。我们从秦朝就开始书同文，印度到了20世纪还在反其道而行之。

另外，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在1980年为了第二次竞选上台，甚至连父亲尼赫鲁的世俗主义都抛弃了，开始打种族牌、宗教牌，恶果就是宗教分裂进一步嵌入到印度的政治生活里面。首先就是锡克人受迫害，所以1984年英迪拉·甘地派军警镇压锡克神庙，导致了数千人死伤，然后锡克人报仇，警卫锡克教徒将她刺杀，结果又导致了印度全国范围对锡克人的报复。当时的国大党政府政客和军警都是在支持和默许，整整屠杀了三四天，仅首都就有1000多锡克人被杀，全国大概有3000到1万人被杀。等到英迪拉的儿子拉吉夫·甘地上台后，继续迫害锡克人直到90年代才结束，但是到了今天所有这些责任人都没有受到惩罚。到了20世纪末，印度已经从独立以来经历了十几次大选和上百次的邦级选举，结果就是导致了印度社会的极端政治化，所以农村里对穆斯林、基督徒和达利特这种低种姓的暴力事件泛滥。1990年旁遮普有4000多人死于种族冲突；1992年巴布里大屠杀造成1000多人死亡；90年代末印控克什米尔死了3万多人；2002年大规模的教派屠杀，当时的印度教政府整整3天默许屠杀，至少1000多人死亡，15万人逃往。这些数字大家一定觉得很意外，没有听说过。西方的一些媒体、人权组织天天在观察别的国家的人权状态，为何没人提这些事。范教授认为一个可能原因就是在西方人眼中，所谓民主制度之下的杀人是不算杀人的。就像《孔乙己》那句名言，“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

其实何止是印度，受过英国统治的地方今天都存在严重的种族教派冲突，包括北爱尔兰、巴勒斯坦和马来西亚等，而选举政治就是这些地方冲突长期存在和无法弥合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所以今天印度的领导人非常希望通过强力实现印度的统一整合，但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之下，他能使用的力量也仍然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很显然，今天的印度领导人追求的目标和所使用的手段之间仍然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至于有没有办法来避免这些问题，范教授认为印度人需要探索，但回想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破除选举神话、选举迷信，实行民主集中制，建立一个具有普遍代表性的一个政治力量和政治意志来领导国家。

（素材来源：《这就是中国》节目组 编辑：刘清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