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恢复高考四十年|原高教司司长刘道玉:邓小平批教育部胆子小

看看新闻Knews记者 邓全伦 姜涛

2017-12-10 08:22:39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当年12月10日,关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大门再次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


白马过隙,今年距离恢复高考整整40周年。84岁的刘道玉不禁感慨:“在回忆和纪念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不能忘记一个座谈会。”


刘道玉在家中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蔡阳刘坡村人,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对恢复高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1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40年前,刘道玉作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全程参与筹备了全国科教座谈会。正是在这次历史性会议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拍板决议当年恢复高考,迎来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


作为亲历者、策划推动者,称自己还是“中年人的记忆力”的刘道玉,至今回忆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仍难掩激动:“当时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虽有左倾思想干扰,但顺应了全国民心。”


40年走过来,波澜荣辱都归于平静。这位老先生多年来一直隐居在武大老干中心对面的一座家属楼里,秉持孔子“三忘”精神: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我感恩见证了历史的关键时刻,赶上了改革的大好时光,做了想做的事情。” 刘道玉告诉看看新闻Knews记者,尽管目前身体不太好,右耳听力不济,但他依然保持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笔耕不缀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他思维清晰,过目不忘,“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


刘道玉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十年来练习左手写字,每年记10万字笔记

 

他每天自己做早餐、整理书房,早晚各半个小时的室外散步;他右手患病不能写字,十年来练习左手写字,每年记10万字笔记。作为教育家,他依然密切关注高考,他认为现在的高考制度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
 

邓小平主持历史性座谈会


看看新闻Knews:1977年恢复高考被证明是一件关乎国运、影响历史进程的决策。作为亲历者、见证人,您能回顾一下当年的情景吗?


刘道玉: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在回忆和纪念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一个人,不能忘记一个座谈会。


1977年7月17日,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政、军全部职务。这一年邓小平73岁,“壮心未与年俱老”,陆游写这首诗时刚好也是73岁。


邓小平复出以后,向中央请缨亲自抓科学和教育这两个重灾区。这是恢复高考的前提。


复出18天后的8月4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


1977年8月4日早晨,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


7月底,教育部接到邓小平办公室的通知,说邓小平同志8月4日至6日要在北京召开一次科教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各选派15名专家参加。教育部指派我、科学院指派吴明瑜,由我们两人担任共同秘书长,负责挑选代表、筹备会议,负责会议的简报、记录,负责代表的生活问题。


国务院事务管理局很重视,把与会代表安排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


我当时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和同事商量后决定从高校挑选代表。我们挑选了16名,科学院也超过规定名额挑选了17名,两个系统共33名代表出席了会议。


我们教育系统有北大周培源、清华潘际銮、吉大唐敖庆、南开杨石先、天津大学史绍熙、复旦苏步青、上海交大吴健中、西安交大陈道俊、北京农大沈其益等,以这些老专家为主,还有少数的中青年代表。科学院系统有吴文俊、严东生、马大猷、叶笃正、王守武、童第周、张文裕、王大珩、邹承鲁等。此外还有主管科教的副总理方毅、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昌,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常务副部长雍文涛,以及各有关部门、新闻单位,共70人左右参会。


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我主动向中央报告要抓教育、科学。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怎么抓?我倾听你们各位的意见,看看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四人帮”粉碎了,也不存在打棍子和戴帽子。


看看新闻Knews:代表们有何表现?整个会场气氛如何?


刘道玉:会议开得非常生动活泼,各位代表争先恐后发表意见,既有揭发批判“四人帮”对大学的破坏,也有对整顿的具体建议。


周培源先生的发言,我记忆犹新。他说,北大是重灾区的重灾区,聂元梓、四人帮对北大的破坏特别严重,文命中北大很多知名教授,像翦伯赞、俞大絪被逼致死,有的被抄家,被查抄的文物、书稿至今未归还。他强烈要求给冤屈致死的教授平反,归还被查抄的文物和书稿。小平说,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尽快组织专人落实这件事情。


南开大学教授、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批判了科教组在“文革”中所干的大量坏事:国家科委大楼被侵占,国家科委被解散。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科委怎么行呢?他强烈地要求归还被军队占有的科委大楼,立即恢复国家科委。


复旦大学苏步青的发言,也是慷慨激扬。他说,我们知识分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17年是黑线专政,我想不通,我们明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怎么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战线怎么成了黑线专政?邓小平插话:说黑线专政是讲不通的,共产党领导怎么能说是黑线呢!17年不是黑线专政,还是红线!


幕后策划恢复高考


看看新闻Knews:会议是怎么决定恢复统一高考的呢?


刘道玉:整个会议气氛热烈,两天很快过去。武汉大学代表査全性,当时还是副教授,按规定没资格参加会议,但我是武大出来的,有点偏心,就让他去了。他两天来都没有发言。5日晚上他找我说,道玉,我坐了两天都没讲话,我想讲的别人都讲了,我不知道再讲些什么好?我说,你来的正好,尽管大家讲了很多好的意见,但有一个问题没有讲到,就是恢复高考的问题。


恢复高考,涉及推翻“十六字”招生方针。这个招生方针被写进了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纪要。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纪要,毛主席也圈阅了它,就被认为是最高指示,很敏感。


我为什么叫他讲这个话题?


我是1977年4月从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任上,借调到教育部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在邓小平复出前后,我被中组部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我身兼二职,当时就盘算:高等教育拨乱反正从哪里开始?


我开始调查研究,先后到了辽宁、天津、北京郊县。当时北京顺义县的革委会副主任姓姜,他一翻话对我震动很大。他说现在高校虽然恢复了招生,但按照“十六字”招生方针,我们工农子弟依然没有上大学的权利。“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归根到底是四个字方针,“领导批准”。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以权谋私的方针。


他还提醒我,你去查一查,文革以前通过高考上大学的还是工农子弟多。我说是的,我本身就是从农村考上大学的。我就找到了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看看新闻Knews:就是推翻“十六”字方针。


刘道玉:8月6日,查全性在会上讲得不错。他说文革以前上大学靠分,现在是靠权,学会数理化,不如有一个好爸爸。不恢复高考,大学不能办,教学质量不能保证。他的发言得到满堂喝彩,像科学院吴文俊、上海有机化学所汪猷、天津大学史绍熙等人都附议,同意恢复高考。


邓小平敏锐地感到这是要害问题,他抓住不放,说这个问题要马上解决。他问坐在旁边的刘西尧:今年恢复高考还来不来得及?刘西尧说,1977年招生工作会议7月5日在太原已经开过,来不及了。邓小平说,开过了就再开一次,恢复高考就从今年开始,不能推迟。邓小平的作风强硬,说一不二。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


8月6日座谈会结束,8月13日马上在北京召开当年第二次招生会。当时形势严峻,“两个凡是”没推翻,文化大革命余悸未消,大家心里都害怕。在文革命说了对毛主席不恭的话就被打成反革命,“十六字”方针明明是毛主席圈阅的。招生会从8月13日开到9月25日,开了44天结束不了,关于恢复、不恢复高考,争论得一塌糊涂、非常激烈。


在这关键时刻,9月19日,邓小平召集三位教育部正副部长开会,明确地讲:你们教育部现在很被动,还没有获得主动权,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跟着我犯错误。招生会议马上结束。9月25日就结束了。


现在回头看,大家觉得恢复高考没什么,平淡无奇,但当时却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的。那时左倾思想还有相当大市场,招生会议争论44天就是明证。甚至在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召开的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人们还在争论是否恢复高考的问题。


这是邓小平第二次拍板,8月6日决定恢复高考是他第一次拍板。邓小平以他的权威遏制了左倾思潮,压制了反对恢复高考的声音。


招生会议一结束,马上启动1977年招生工作,包括组织高考命题小组,组织报名、考试、录取。当时经济很困难的,连印试卷的纸都没有,把印《毛选》的纸借过来印试卷。整个出题、报名、考试等,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这说明恢复高考当时虽有左倾思想干扰,但顺应了全国民心。


“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人才”


看看新闻Knews:40年过去了,您现在如何看待恢复高考这一决策的意义?


刘道玉:恢复高考虽然不是改革,也不是创新,但在特殊的关键时刻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


第一,有力地推动拨乱反正。77、78年拨乱反正时,“两个凡是”还在起作用,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就坚决执行,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既然毛主席圈阅的1971年全教会提出的“两个基本估计”(指 “解放后17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十六字方针被否定了,质疑“两个凡是”就有了根据。


恢复高考是否定“两个凡是”的前哨战役。果然,时隔9个月,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全国掀起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1978年11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决定,否定“两个凡是”。


第二,解放了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从1966年到1976年,先后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1600多万人。从1970年开始,以招工、独生子女和病残等方式,大批知青回到城市,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留在农村的知青还有800万。这些大部分属于出身不好、所谓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招工、回城没希望。高考一恢复就给了机会,意味着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为此奔走相告,日夜苦读备考。


77、78、79三届大学生96万人中,相当大的比例是知青,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从他们当中冒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李克强就是77级的。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这三届学生是从石头缝里边蹦出来的人才,他们有强大的生命力,将来一定担当大任。


第三,极大地扭转了学校和社会的风气。在文革中,一度流行“读书无用、教书倒霉”论调,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人心思散。像我们武汉大学,留苏的副博士把副博士证书拿出来当场烧毁,表示与资产阶级路线决裂;有不少的教师把自己藏书全部当废纸卖掉,表示终身不得为师。我当时虽然没有卖书、烧书,但也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更没有想到会亲身参与恢复高考决策,我买了木工家什学木活,很多教师叫子女学琴学画学打球,学一门谋生手艺。


文革中出现了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还当了铁岭农学院党委书记、辽宁革委会副主任;河南出了“不懂ABC,照样干革命”的典型。当时盛行读书无用的歪风。马克思有一句话,“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大纲领”。恢复高考这一行动,让大家意识到还是要读书,只有读书只有掌握知识,才能改变命运。于是,“读书无用、教书倒霉”的风气一扫而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


恢复高考的三点意义,表明我们国家、历史越过拐点,进入新的时代。


“三权分立”改革高考


看看新闻Knews:近年来,公众对我国高考批评不断。作为著名教育家,您也一直密切关注高考和教育改革。


刘道玉:恢复高考40年,我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是风平浪静,统一高考推行得相当顺利,人们对高考没有质疑,也几乎没有要求对高考改革的呼声;从1998年起,高考进入后20年,波浪翻腾,对高考的质疑声开始不断涌现,改革高考的呼声也不断增多。为什么?因为高考适应了历史的需要,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各省市的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不平衡,高考的各种矛盾就暴露出来了。


第一个问题,一考定终生,这备受诟病。每年只有一次考试,错过了,就失去了当年高考的权利,给考生造成终身的悔恨。


第二个问题,全国高考依然是考知识,以分数高低来录取,客观助长了应试教育。


第三,各地教育发展不平衡,考试、录取分数差距很大。像湖北湖南安徽江苏这些地方高中教育发达,600分有可能还达不到录取线,而在边远地区可能400分就上重点线。于是就出现了高考移民,家长们想方设法将孩子的户口转移到录取分数低的省市,滋生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


第四个问题,就是加分政策,因为各省市掌握的标准不一,出现了滥加分乱象。比如三好生,没有什么客观标准,权力寻租、腐败现象丛生。


第五个,用全国统一的试卷来考试,不利于重点大学录取自己需要的学生。第六个问题,大学招生自主权没法兑现。


看看新闻Knews:那么,您对高考改革有何建议?


刘道玉:1998年开始,先后推出“3+2”、“3+X”的改革,虽然改革初衷是好的,但没摆脱考知识、以分数高低来录取的窠臼。


近年来,高校自主招生呼声越来越高。从2010年起,清华大学推出了“清华七校招生联盟”,媒体戏称“华约联盟”。这一开始就是个闹剧,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它不仅是为了掐尖,还占山为王。北大很敏感,第二天也组建了“北大七校招生联盟”,后来扩大到“十三校联盟”,被戏称“北约联盟”。他们动机不纯,不属于改革。


2014年,教育部在浙江、上海进行高考改革试点,一搞3年,2017年被称为“新高考元年”。我肯定这个改革的是,确立了“3+3”模式,既保证了语数外三门基础课考试,又让考生在政、史、地、物、化、生六科中有选三门的权利,不分文理。这倒逼中学教育改革不再搞文理科分班。


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觉得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第一,我坚决反对将高考每科分数提高到150分,这还是把分数作为学习指挥棒的思维。第二,现在新高考是全国分散,允许各省有不同版本,增加了考试的成本,我认为高考应该是全国统一的。


第三,教育公平在新高考方案中仍未得到解决。985大学在学校所在地与其他省市招生的名额存在分配不均问题。拥有985大学越多的省市,获得这些大学在当地的招生指标就越多,必然造成考试录取分数低。北京有985大学8所,全国有18个省市则没有一所985大学。


985大学招生向所在地倾斜,而没有向外地分配更多的名额,这是不合理的,985大学是国家办的,由国家财政拨款,不是所在地开办。我把这称为招生的马太效应,越有让你越富有,越没有越让你一无所有。我的看法是,985大学在所在地的招生比例应降至20%,80%的指标分到外省市;没有985大学的省市,按当年高考生的比例分配985大学录取名额。


第四,大学的独立招生权依然没获解决。每所大学招多少人,还是由教育部控制。


我的具体建议,就是建立全国高考的“三权分立”机制:考试权、录取权、监督权分立。


现在国家有考试院,但它隶属教育部,不行,它必须独立出来。考试院应该从全国大学、中学招聘一批有考试经验、教育水平很高、作风正派、坚持原则的教师,组成考试院的考试班子,每年组织春秋两次考试,负责出题、阅卷、评分,向考生发考试证书、不划录取线。然后他们向教育部备案全部考生情况,向各省通报该省的考生情况,还向全部985大学通报全国考生情况,便于这些大学确定自己的录取线。这是考试权。


录取权则归各个大学。监督、稽查权归教育部,严惩考试招生当中的腐败行为,国家立法制定惩处条例,就像当年恢复高考一样,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


这个方案只是我的设想,尚需要教育家、教育改革家们来论证。我有一个观点,大学招生重点不是考,而是录取,杰出的人才不是考出来的,是学出来的;考试不是越多越好、越难越好,不能把考试复杂化,频繁的考试将把学生考傻。我衷心希望,我国高考与时俱进,制定出一个真正人性化、更有利于选拔优秀青少年的新高考制度。


(看看新闻Knews记者:邓全伦 姜涛 编辑:祝闻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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