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奇迹，离不开“双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

2000年伊始，中国加入WTO为中国制造打开了全球市场的“蓝海”。加上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人口红利，两个因素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制造以成本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攻城略地。

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之后，西方经济的疲软给中国出口造成了很大影响，贸易保护主义也有所抬头，直接造成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停滞。

与此同时，人口问题特别是劳动力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焦点话题，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增长过快等似乎已成主流认识。

如何面对曾经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双红利”的后劲不足？如何面对贸易自由化“开倒车”的趋势？中国劳动力的变化又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吗？

看看新闻Knews•环球交叉点，专访世界顶级智库和高校的中外专家，请他们分享见解。

Knews看看新闻记者张经义采访智库专家

看看新闻Knews：特朗普政府表现出一定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且这种倾向在全球都有日益抬头的趋势，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会产生哪些影响？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形势？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是美国或者欧洲的问题，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是近年来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反弹。当然，中国得益于全球化，对中国来说，全球化是一个必须选择。但同时，西方对中国也有一些质疑声，认为中国大力支持国企、央企，也不是完全对外开放。这是西方的一些观点，有些有道理，有些并没有道理。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成

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亚洲项目主任与创办人伯恩特•伯格：保护主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是一个争论焦点。目前来说，保护主义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趋势，尽管我们可以看到，如今的美国确实存在保护主义，但这主要是由于美国的经济结构和美国人民的观念转变而导致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主任吴心伯：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会导致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越来越多。本来大家认为，经贸可能是中美之间一个主要的合作点。但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贸会成为一个摩擦点和分歧点。因此，在处理中美关系时，要花更多精力来关注这个问题。此外，美方不仅在贸易上提出了要求，在投资方面，也有限制中国的倾向，限制中企在美国在高科技、敏感技术等方面的投资。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中心副研究员邵育群：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全球都产生负面影响。首先，美国的贸易政策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这会给其他经济体带来压力。大家甚至会觉得，多边贸易的协定不用再去遵守了。此外，对中国来讲，既是压力，也是机会。中国可以用响亮的声音跟全世界讲，我们支持自由贸易。特朗普政府因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受到了很多批评，包括来自盟国和政府内部的不同声音。所以，未来还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中心副研究员邵育群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甘思德：中国比以前更加自信，也能发出更多中国的声音了。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制定规则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发言权。中国过去一直在努力按照世界的标准融入世界，现在中国试图在建立自己的轨迹，并设定标准。中国会自信地对世界说：我们认为贸易和投资规则应该是怎样的，如果你想在中国或想和中国做生意，这是我们认为合理的做法。我认为，中国会更加自信地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中国方案。当然，这在这个过程中，中美会有很多合作，也会看到紧张局势的上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副主任罗德劳尔： 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从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受益匪浅。因此，无论对中国还是对世界而言，这一体系继续保持开放是至关重要的。

看看新闻Knews：未来十年，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劳动力人口下降, “刘易斯拐点”加速到来以及老龄人口比例持续上升，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这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缓解这一问题的影响？

李成：“老龄化”其实是个很矛盾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国，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老龄化”和“工资增长”等因素，沿海地区城市又缺乏劳工。而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后也许不需要大量劳动力了，甚至是金融、律师等领域，不少白领的工作也会消失。因此，“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社会，将带来巨大的冲击。这里边，有挑战，也有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更多注重社会保障和扩大就业。同时，也要注意“人工智能”对就业造成的根本性变化。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有远见，一定要有具体分析，不要由于短时间的政策变动，而造成巨大的损失。

罗德劳尔：中国要建立一个现代化、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养老金体制来保障老年人口，同时也能够支撑经济发展。中国急需的是改革社会保障体系，首先，社保预算要增加。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达到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这会对健康医疗体系造成负担。其次，要统一中国各地的养老金制度，以方便人口迁徙。再次，中国的退休年龄偏低，因为人类的预期寿命增加了10-20年。此外，要给予安全感，当人们还在工作的时候，他们知道，会有一笔足够的养老金，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为自己省钱，可以消费更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副主任罗德劳尔

伯恩特•伯格：中国正面临老龄化的问题。一方面，中国的产业模式最终会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社会不再需要那么多的技能型工人。问题在于，如何从财政角度解决老龄化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来解决。事实上，“老龄化”在德国也是个大问题。德国是欧盟出生率为“负”的成员国家之一。在德国国内，主要争议通常聚焦在家庭政策方面，即生小孩如何能使家庭受益？而不是让生育问题，成为大多数德国夫妻无法负担的昂贵包袱。另一方面，它也和移民政策有关，包括如何吸引技能型劳动力移民德国。

（看看新闻Knews记者：张经义 章一叶 王涛峰 实习编辑：傅钰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