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自由 本不该分立天平的两端

看看新闻Knews记者 杨超

2017-09-11 09:38:33

核心提示

自由不是理性的天敌, “政治正确”也不是非理性的庇护所。 那些扯虎皮拉大旗的人, 不是自私便是别有用心。

自由不是理性的天敌, “政治正确”也不是非理性的庇护所。 那些扯虎皮拉大旗的人, 不是自私便是别有用心。

是保留还是拆除?美国人为了一尊雕像争论不休,甚至大打出手。

雕像上的人物,是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的著名将军:罗伯特·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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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将军作为历史人物,功过本应盖棺定论,却突然在一夜之间让美国社会一分为二,早上还在家门口打招呼的邻居,中午就在雕像前势不两立、撕扯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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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舆论惯性地认为,但凡发生冲突,一定是极右翼在搞事情,这是“政治正确”。但这真的如此简单吗?

事情还要从美国唯一的那次内战:南北战争说起。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是北方资本主义和南方奴隶制的战争,是先进文明和落后文明的战争,是自由平等和种族奴役的战争,是开放繁荣和封闭保守的战争。

罗伯特·李将军曾做过3年西点军校的校长,也曾在美墨战争中功勋卓越,然而,南方邦联寻求独立之后,他拒绝了上级的要求,没有领导北方联邦军队,而是回到家乡弗吉尼亚,加入南方邦联,出任北弗吉尼亚军团司令,同北方军队作战。1865年1月,李将军晋升为南方邦联军总司令,但仅仅2个多月之后,李将军的部队遭到北方军队重重包围,弹尽粮绝之下,被迫投降。

罗伯特·李


骁勇善战的李将军,在蓄奴制的问题上相对开明。虽然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些黑奴,但同时,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又称奴隶制在“道德和政治上都有害”。

战争结束后,李将军得到宽待,他本人也参与到了美国的战后重建,希望美国能够尽快走出战争的伤痛,达成和解。之后,美国多地开始修建李将军的雕像。战后不清算,这其中展现的理解和宽容,堪称美国精神的典范,受到全世界的膜拜。

这是“政治正确”告诉我们的,但我们也应当知道另一个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林肯对南方的进攻是公然违宪。这当然是南方的看法,但不无道理。在南北战争之前,关于美国的州是否有权废除联邦法律,以及是否有权独立,一直没有定论。

林肯


1798年通过的《肯塔基决议》,公然反对联邦政府的《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成为了州废除联邦法律的先例,当时的《肯塔基决议》的起草者是美国国父之一:杰弗逊。

杰弗逊


另外,林肯发起战争的初衷也并非拯救黑奴、终结蓄奴制,维持美国统一是他的唯一目的。这一点,他在战争初期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清楚,他甚至还说,如果保留蓄奴制能够让美国保持统一,那么他一定不会去救哪怕一个黑奴。这也是为什么,联邦政府在战前对于南方的蓄奴制是允许的。

有这么宽容的联邦政府,南方为什么还要独立?因为南方寻求独立不是为了保护蓄奴制。(当然,如果独立成功,他们一定会继续保留蓄奴制。)他们独立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联邦政府制定的关税政策保护了北方的制造业,却给依赖进口贸易的南方人带去了沉重的负担。

当时,林肯的幕僚也曾劝他,干脆放南方独立算了。但林肯给出的答复是,“如果让他们独立,我们上哪收钱去?”要知道,在1860年,南方贡献了全国80%以上的关税收入,而关税收入又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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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李将军也神位不保。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李将军是南方战败的罪魁祸首:南方邦联的目标是自身独立,而不是消灭北方统一全国。李将军以寡敌众却屡屡冒进,导致最终的败局。

另外,李将军也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奴隶主。1859年,李将军的奴隶中有三人出逃到北方,但是在宾夕法尼亚州附近被抓后,随即被遣送回“原籍”。李将军对出逃的黑奴实施了残忍的鞭刑。行刑后,他再次把这些黑奴赶出去做苦力。这里插一句,当时北方的对待“脱南”黑奴的政策是一律遣返,并不是打着自由平等的旗号拯救他们。

如果让这个版本成为教科书的内容,南方人追求独立的心也会依然骚动,李将军的雕像也不会出现在美国的土地上,美国应该也不会在之后半个世纪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政治正确”并不完美,但这不妨碍它有用。在那个年代,它造了两个神:一,林肯。他让美国精神熠熠生辉,爱国主义空前高涨;二,罗伯特·李,能征善战,内心反对蓄奴制却难逃时代桎梏,在迷途中挣扎一番之后幡然醒悟,选他作为南方“代言人”再合适不过了。尽管联邦政府有历史修正主义的嫌疑,但好在结局不坏,因为蓄奴制毫无疑问是逆时代和反人类的制度,必须废除。

战争结束后,饱受重创的南方各州也在用美化过去来自我疗伤。例如1908年版教科书《弗吉尼亚的历史》中写道,“一般来说,黑人们是一种无害、亲切的种族,非藏容易被管制,并且以他们现有的条件已经感觉很幸福了”。

彼时的南方兴起一股被称为“失落的事业”(LOST CAUSE)的思潮:他们要虽败犹荣的情怀,于是把战败原因归结于不可抗力的因素,例如人数悬殊;他们要正义的化身,于是把南方独立说成是为了保护南方的生活方式,因为南方有着比北方更虔诚的基督徒,而奴隶制度不仅不残忍,还能传播基督教和文明;他们还要英雄,于是把罗伯特·李将军描绘成高贵正直的象征,他为了自己故乡而战,是南方的荣耀,战败与他无关,全是由于部下违抗了他的命令所致。

在南北两个版本的“政治正确”中,罗伯特·李都堪称英雄,他是美国南北和解团结的象征。不过,之后的历史有些始料未及。

1965年,南北战争的炮火停息了整整一百年,但蓄奴制留下的种族主义遗风依然顽固地坚守在南方各州。前文说到的南北和解,实际只是南北方白人的和解,黑人?没人在乎。

19世纪50年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中这样写过:“那些像我一样天生就是奴隶的人没有国家,没有一项法律是保护我们的,法律不是我们制定的,也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法律只不过是他们那些人用来镇压我们的手段罢了”。这一状况在20世纪的60年代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去年的热门电影《隐藏人物》中也表现了这点。

《隐藏人物》剧照


当时,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黑人占到总人口半数以上,但在注册投票人数中只占到2%;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适龄黑人选民有15000名,但其中只有150人注册成为选民。

有一个人物:马丁·路德·金。他是斗士,终身为黑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

马丁·路德·金


1965年1月,马丁·路德·金来到塞尔玛,和当地民权组织一起,举行和平示威游行,不料却遭到挫败,包括金本人在内的数千人被逮捕,金给《纽约时报》的信中说,“在阿拉巴马的塞尔玛,监狱里的黑人比投票名册上的还要多!”

此路不通,另寻他路。塞尔玛的人们决定直接到阿拉巴马州的首府蒙哥马利,找州长“上访”。1965年3月7日,大约600人从塞尔玛出发,向蒙哥马利进军。一路上伴随他们的,是种族主义者的干扰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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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的这面旗帜很眼熟?它就是这次弗州骚乱中,“白人至上主义者”高举的旗帜,在南北战争期间代表南方邦联。

行进到埃德蒙德·佩图斯大桥上时,示威者们发现了大麻烦。桥的另一端,州警卫队已经列队组成人墙,头盔警棍,全副武装。紧接着,塞尔玛市长向示威者喊话,宣布此次游行示威为违法,命令他们就地解散,哪来哪回。



示威者的领袖还奢望能够同对方进行谈判,但迎接他们的直接是催泪瓦斯和丧心病狂的殴打。骑在马背上的警官,对饱受惊吓的妇女和儿童,挥舞警棍和鞭绳。然而在整个过程中,示威者没有进行还手。



记者用影像和图片记录下了全程,触目惊心的画面传播出去后,整个美国感到震惊、颤栗。“血腥星期日”由此而来。

“血腥星期天”的2天前,马丁·路德·金刚刚见过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讨论了黑人的合法投票权问题。当天,他在亚特兰大发表演说,错过了游行。在听闻惨剧发生后,他紧急赶到塞尔玛,着手组织第二次游行。

几个礼拜后,马丁·路德·金带着示威者们再次上路。4天后,他们到达蒙哥马利,这时的队伍已经拥有2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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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同年八月,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从此,每个美国人都有权投票,不分肤色。

内战的硝烟已经淡忘,种族平等成为新的主流意识。这一意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成长,开始同老派的“政治正确”产生碰撞。一些左派人士认为,在宣扬种族平等的今天,罗伯特·李的雕像公然树立在城市中心,不仅政治不正确,还伤害了黑人同胞的感情,政府理应将其拆除。

同为“政治正确”,种族平等论却对李将军的英雄形象大加排挤。要知道,李将军是官方打造的英雄楷模,是一百多年前南北和解的共识和基石。一旦把基石敲碎,大厦将倾。

弗吉尼亚州的一系列骚乱,就是这一能量的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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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州骚乱后,媒体和舆论一边倒地指责极右翼,他们是“白人至上主义”的支持者,笼统来说也就是种族主义者。然而特朗普却说,极左派同样应当谴责。此言有理。

现在的左派已经不是过去小心翼翼维持天平平衡的温和派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把天平反向颠覆的激进派。他们皱眉蹙额,对少数群体的现状永远感到不满,永远心怀忧虑,他们甚至还要对过去的一切进行修正。

最近,田纳西州孟菲斯的一家电影院,下映了经典影片《飘》,理由是很多人抗议这部电影欠缺敏感性,涉及种族歧视,并对南方蓄奴制暗藏同情和美化。

《飘》剧照


今年的法国大选让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原本分立政治光谱两端的极左派和极右派,正在日渐趋同,成为一体两面:主张不同,但手段相似。如此说来,极左派也称得上极端分子,至少是极端敏感分子。(封面图片上,极左派人士在北卡罗来纳推到了李将军的雕像,在人群欢呼和乐器伴奏中,对其拳打脚踢加吐痰。)

在马丁·路德·金之后,美国的各色平权运动接连登台,不断为“政治正确”这本大书增添笔墨。的确,每一次斗争换来的都是向前的一步,但每每都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国情越来越复杂难解,矛盾和困惑不减反增。更有一些人开始扯虎皮拉大旗。

以马丁·路德·金为例,他作为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领袖,本已“留得生前身后名”,但突然某一天,几乎毫无征兆地,他的雕像也成为了攻击对象:一些美国的同性恋平权运动者要求将金的雕像推倒,因为他是“右翼反同分子”!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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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他们是否记得,亚里士多德是奴隶制的坚定支持者,按照这个逻辑,亚里士多德是否也应被打为右派,加以鞭笞?那样的话,西方文明史也要推翻。

怪不得有人说,在当今美国,“政治正确”是种病,得治。但病根在哪?

有人认为,特朗普同时激发了左右两派极端分子的骚动基因,他应该对美国的社会乱象负责。但客观说,特朗普恐怕只是一个化身,是大选中人们对“政治正确”反感的映射,即便没有特朗普,这个角色依旧不会缺位。

“政治正确”作为护国的基石太过脆弱,或许才是根源。

美国建国至今不过200多年,虽然在政治制度的构建上起点极高,一步到位实现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构想,但社会发展不同于政治构建,后者是人为设计,而前者是人们相互间的融合、妥协、和解,是一个缓慢演变的过程。美国复杂的种族构成,更决定了这一问题远非制度所能解决,更非“政治正确”这一“道德制度”可以包含。在这方面,美国仍旧稚嫩。从美欧对宗教的态度可对此窥得一二:美国是宗教社会,而欧洲已是世俗社会。

杰弗逊把欧洲称为古老的旧世界,麦克阿瑟说日本只是个12岁的孩子,那美国呢?三十多岁的而立之年,年富力强,但前方就是中年危机的困扰,有对过去的怀念,也有对未来的担忧,生活处处是变数。这都不过是生活的阵痛,是年轻的代价。

年轻的另一个代价,就是理性容易让位于激情。这可能也是美式自由民主的先天性缺陷:《独立宣言》说,人权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这被人们粗暴地解读成了个人主义。

杰弗逊原本认为,在思想完全自由的前提下,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理性。但之后他修正了自己,坦言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会引导人们走向自私,这需要加以纠正。

自由本不是理性的天敌,“政治正确”也不是非理性的庇护所。当自由演变成自私,一切就变味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为美国保驾护航一百多年后,“政治正确”开始失效了。

作家库尔特·安德森认为,“如今的美国,启蒙运动中更煽动人心的一面已经吞噬了清醒、理性、实证的部分。非理性不但备受尊敬,甚至往往无法阻挡。”

特朗普借着逻辑和理性在美国社会的滑坡,踏进了白宫,要他根本改变理性缺位的现状,是痴人说梦。他可以做的,是给美国寻找到更大的目标,目光放远,用世界公民的身份覆盖自私的非理性,用世界主义解放种族主义。

然而,用稳定压倒一切,终究是治标而不治本。长久来看,让“政治正确”和理性各自回归本位,才是应循的正道。


(看看新闻Knews记者:杨超 实习编辑:蔡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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