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16年度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分级

指数排行变化

长江经济带的城市按照协同发展能力的高低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级为龙头城市（上海），其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排名首位。上海不仅具有规模可观的外资、科创资源，还具有辐射全流域的交通设施和生产性服务业，在辐射带动整个经济带的协同发展领域也具有一定的制度创新优势和前期发展经验，对长江经济带全流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第二等级为高级中心城市，包括武汉、重庆和南京3座城市。这3座城市是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具有辐射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协同发展节点。第三级为区域中心城市，包括括成都、苏州、杭州等16座城市。这些城市虽然在综合能力上逊色于前一类城市，但往往在个别分专题领域表现突出。例如成都在合作专利申请方面表现不俗，是长江上游地区的科创中心；昆明的航空运输量在长江上游地区位居魁首，是辐射西部、联通东南亚地区的重要航空节点。第四等级为地方中心城市，包括芜湖、绍兴、常德等81座城市。这类城市总体协同能力并不突出，当前辐射带动能力相对较弱。不过，这些城市大多是地方性经济中心，在当地对邻近区域具有一定的辐射带动能力；个别专业化城市（如部分旅游城市、矿业城市）在某个领域有较强的对外服务功能。第五等级为地方城市，包括昭通、铜仁、毕节等9座城市。这些城市或存在生态保护或科技创新等领域的短板，或对外联系强度很低、几乎没有任何突出的对外服务功能。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空间分布图（2016）

（二）首次发布生态保护协同能力排行榜

在长江经济带内生态协同发展能力排名最前和最后的10所城市中，武汉凭借巨额的环保投资和较好的空气质量，生态协同发展能力高居榜首。不过，武汉的污染排放和能耗指标落后于长沙、合肥等城市，未来仍有待进一步提升。南京、重庆、上海、长沙、合肥和成都等绿色发展水平较高、创新发展能力突出的城市在生态协同发展领域也表现突出。南通、镇江、资阳等城市也凭借其环保投资及节能减排等方面的努力，为长江经济带的生态协同做出了重要贡献。攀枝花、六盘水等矿业城市在生态保护领域表现较差。尽管衢州和嘉兴位居长三角且经济发展水平不算太差，但是能耗和污染排放强度过高，亟待对地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对落后产能进行关停淘汰。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和后十排行榜（2016）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经济带各城市在生态保护专题领域的协同发展能力与其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交流服务能力的相关性不强，相关系数只有0.50（经济发展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和0.48（交流服务能力）。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建设条件的改善不会自动带来生态改善，这期间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协同发展战略措施。科技创新虽然一般会促进节能减排，但是这里科技创新能力与生态保护能力相关性不高表明，目前长江经济带内的科技创新仍以短期利益为主，对绿色技术的改进和推广仍待加强。

（三）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变化趋势

由于今年协同发展能力指数涵盖了生态保护的内容，当然部分也由于各个城市在经济、交流服务、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对排名有所变化。排名变化较大的是那些无论是2016年还是2015年排名都在20名以后的城市，这主要由于那些整体的协同发展能力不是非常强的中小城市在生态保护方面存在很大的异质性——有的城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是生态保护做得很好，有的城市（尤其是一些矿业城市）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尚可但是生态破坏很严重。

从排名增加和减少最多的10个城市看，资阳、内江等四川省的城市和亳州、六安等安徽省城市凭借其相对节能环保的产业结构和较高的生态保护水平在协同发展能力的排名实现了大幅提升；相反，攀枝花、淮南、嘉兴等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差的城市由于其能耗和污染量较大、环保投资不足，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内排名经历了大幅降低。对资阳、内江等排名上升较快的生态绿色城市，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城市应该继续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生态旅游等方式，将生态服务潜在价值转化为生态服务的现实价值，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对攀枝花、淮南等排名下降最大的资源型城市，应该借助国家供应侧改革机会，痛下决心，放弃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落后产能，开发应用绿色技术，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排位变动最大的前十和后十城市（2015-2016）

（四）协同治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

针对长江经济带现存的问题，建议组建长江经济带协同治理委员会。尽管2015年国家组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但在我国现行行政框架内，“领导小组”不是常设机构（通常事毕即撤），不能解决流域经济治理的组织体制保障问题。根据国内外流域经济区治理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实际，建议组建长江经济带协同治理委员会，并建立起分层次、多中心的协同治理框架。其次，建议开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顶层设计。尽管长江经济带11省市开展了大量的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工作，但仍然存在各地生态环境保护重点不统一、工作步调不协调的“碎片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总体效果欠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宏观整体、长远战略的高度，创新生态环境保护思路，开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顶层设计，通过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机构之间的协作网络、启动长江经济带绿色技术跨界共享试点和长江环保信息库建设、加快构建横向水生态补偿/交易框架等措施，推动生态保护。另外，还有必要建设长江经济带产业协同创新机制。只有增强通过区域产业协同创新，提高产业集聚程度较高地区的技术外部性，才能切实提高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因此，应通过推动优势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升级、加快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和促进绿色生产技术的研发应用等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和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水平

（作者：王丰龙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研究团队副组长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讲师）
（编辑：潘妮    阴怀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