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上海人“彭擦擦”的往事

看看新闻网

2014-06-05 09:22:46

核心提示休息日,经常出门随便走走,发现上海现在也变得到处可见“广场舞”...这算是一种文化的沦陷么?曾几何时,对上海人而言,跳舞么总归去舞厅咯?!如果侬不晓得舞厅的历史,恐怕就不知道什么叫摩登,什么叫海派。

上海人跳“彭擦擦”的历史,是伴随着开埠而开始的。

尽管社交舞,就像赛马一样,绝对是一种西方习俗,但它并没有阻止中国人热烈地拥抱它,把它视为时尚。据当时的报道,20年代早期,当第一批舞厅开张时,上海人马上成群地涌去观看。而像《玲珑》这样的流行杂志,除了每期刊登电影和影星外,还一连三期介绍了社交舞。

位于西藏路巴黎饭店内的“黑猫舞厅”,是老上海第一家独立经营的舞厅。此后,月宫、老大华、安乐宫、圣爱娜等舞厅相继开张。30年代,上海经济畸形繁荣,奢靡之风盛行,舞业迅速发展,西藏路亦被称为“舞场路”。

到30年代,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新仙林,成了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舞厅,被称为上海滩的“四大歌舞厅”。其中,让老上海念念不忘的就是百乐门。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70万两白银,建造了这座号称“东方第一乐府”的舞厅。最大舞池500多平方米,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供舞客习舞和幽会。舞池的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富有弹性。

说到这个弹性地板,上海闲话里过去还有一个流行词,“弹性女郎”——这个词怎么来的?舞女,英文叫作“dancing girl”,上海的“洋泾浜英语”谑之为“弹性女郎”。“弹性女郎”往往主宰了舞厅的命运,为此,百乐门订立了严格的陪舞制度,规定只有经过考核,并发给伴舞证的“弹性女郎”,才能进入百乐门伴舞,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弹性女郎”和跳舞者的利益和安全。

再问问老上海,“八角厅”在哪里?他们一定会回答你,“大都会舞厅”。

舞厅由广东商人江耀章,于1934年在戈登路(今江宁路、近南京西路)建成,并立即成为了静安夜生活的“地标”之一。当年“顶级舞厅”可不是随便叫的,拿大都会来说,首先是自成一体的建筑风格,配置豪华的软硬件装饰;其次,是要有最好的乐队,当时大都会的乐队不是来自西洋,就是来自南洋(菲律宾居多)。

最重要,还要有红舞女,红舞女就是“招牌菜”,引来垂涎欲滴的食客,应接不暇时,舞女一晚上忙着“转台子”不迭。据说,一位优秀“弹性女郎”的收入,可达舞厅中级职员的10倍以上。“弹性女郎”队伍的发展,刺激和促进了上海舞厅业的发展。

当咖啡馆主要还是“上等华人”、外国人和作家艺术家光顾的场所时,舞厅却已经进入各个阶层,成了流行的固定想象。传说当年作家穆时英就是在这样一个叫“月宫”的舞厅里,苦苦追求一个舞女,终于把他娶为妻子——也难怪他的小说,很多背景总是舞厅了。

从30年代开始的十几年,对上海“舞业”来说,绝对是“大发展”的十几年,到46年,光入册的舞女就有3300人。那时的舞厅没有门票这个概念,客人以付茶钱为主,大舞厅每杯茶价约为1.4元,中舞厅为0.8-1元,小舞厅为0.5-0.6元。(按银元价格计算)


然而,到了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以“妨害风化,提倡节俭”为理由,颁布了禁止舞厅营业的法令,即“禁舞令”。主导这个法令的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为什么那么恨舞女?八卦一下:他女婿跟舞女“轧姘头”,儿子又跟一个舞女好上了,侬讲,他心里是什么滋味,所以,发誓要终结“舞女”这一行。

群情激奋的“舞业”人员在48年1月上街游行请愿,甚至怒砸了当时的上海社会局(即后来的比乐中学,现在的淮海路中环广场)。游行人群遭到军警殴打,400余人被捕,酿成了震惊全国的“舞潮案”。后来当局迫于社会压力,才取消“立即禁舞”的通令,并释放所有关押人员。

“不能跳舞,即不是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在1949年之后算是告一段落了。

人民政府对旧上海的妓女、舞女等实行改造,让她们自食其力、谋求新生。在新社会、新思想的冲击下,曾经盛极一时的舞厅终于衰落了,第一家全面歇业的就是“大东舞厅”。

但是,像“四大”这样好的硬件设施又不能闲置,怎么办?那就改行,像大都会舞厅在1954年就转型成了“静园书场”,演出苏州评弹。

“彭擦擦”伐好跳了,个么,跳啥呢?“苏联老大哥”带来的“集体舞”。也就在“收作”舞厅的同时,集体舞作为一种群众性的舞蹈活动,成为了一种潮流。从52年到56年间,当时各个工厂、企业、学校、部队、里弄,每逢节日、甚至平时、周末都有许许多多人在跳集体舞,出现过一股集体舞热。52年的国庆联欢晚会,还曾有过十多万群众一起跳集体舞的盛况。

到了“文化革大命”的时候,不要说“彭擦擦”了,集体舞都被一种舞蹈取代了:“忠字舞”,配乐多数都是和表忠心相关的,《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等歌曲...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翻翻历史才发现,乃来单调、思想禁锢的时候,某些人在深墙大院里,照样“彭擦擦”,估计这就叫“差距”,呵呵。

改革开放春风一到,人们开始告别单调的文化生活。上世纪80年代初,交谊舞一阵风似的在国内大学校园兴起,又逐步延伸到机关和社区,跳舞一时成为时尚。1984年7月14日,共青团上海市委为大龄未婚青年提供交际机会,在上海展览中心首次公开恢复交谊舞会,轰动一时。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舞厅大量的涌现,大世界的“仙乐施”,江宁路的“大都会”,在上海滩重新名声大噪。据保守统计,截止1987年,上海拥有300多家舞厅、音乐茶座,数量居全国第一,平均上座率达70%。

这时候的舞池,基本不能用翩翩起舞来形容,更像是几十对舞搭子,在开“人肉碰碰车”,不是碰到了肩膀,就是又撞到手肘;耳边传来的或许也都是,“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的拍子。舞伴通常是自己带的,男舞客考究一些的,会穿衬衫,再考究就是西装了。

不过,这股热潮给当时紧张的人际关系,和平淡的生活,注入了一点润滑油和活力。然而,没过多久,这股蓬头就淡出了。

随后流行起来的就是DISCO舞厅,迪厅一度还成为80年代的年轻人,认识流行音乐的一个窗口。高凌风去世的时候,东广101.7的一档节目就曾这样感叹:“没有高凌风,80年代的舞厅会有多寂寞”——这话倒是说的一点没错。一直到2000年以后,迪厅又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如今的舞厅不是门槛太高(往往在高档宾馆里),就是设施太差,想想曾经追求精致生活的上海人,沦落到乐此不疲地在马路上跳“广场舞”,真是让人感叹,上海人过去的审美呢?“克己复礼”又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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