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上海:上海人的“三线人生”

看看新闻Knews综合

2014-01-28 07:57:42

核心提示如今在网络上,我们依然会听到这样奇怪的质疑:“你们上海是靠全国支持才有今天的”。翻翻历史,有超过150万的普通上海人,当年背井离乡,参与了“大三线”、“小三线”建设全国的大潮,其中还有很多人,至今没能落叶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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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是深山,一边是外滩,将二者联为一体的不是美国的U2飞机,也不是国家领袖的睡眠问题,而是上海“大、小三线人”,大悲大喜的人生阅历。今天的话题,我们先从这张网友拍摄的,2012年兰州国际马拉松比赛的照片说起。

    在这面红旗上写着的“南京路长跑队”,会让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这场马拉松是在上海进行的。照片中的老人,就是当年三线建设中,支援兰州的上海技术工人。虽然已经融入了兰州,但依然心系家乡上海,就连组织的长跑队,也不忘取名时,用上家乡的标识。

    开始于1964年的三线建设,历时17年,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重大经济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

    地处沿海,又是新中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是三线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当时全国支援各地三线建设的有上千万人,而上海一个城市,就去了150多万人,还不包括家属。


    作为典型的三线子弟,王小帅的半自传体电影《我11》,就讲述了一个上海出生的小男孩,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长大的,典型的“三线人生”。

    1966年,上海光学仪器厂受命在贵阳新天寨创建新光厂,除了800名内迁职工、复退军人、新分配进厂的大中专毕业生要内迁贵阳外,组织上还鼓励家属随行,家属如果没有工作,还保证分配。

    动员工作时,并未强调会在三线待多久,却提到贵阳“一年四季像春天一样,生活水平低,老便宜的,鸡蛋只有几分钱一个,米嘛只有一角多钱一斤”。最终,共有1050名家属一同内迁,而全厂上下从动员到出发,只用了短短十天时间。

    当时,三线建设要求“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所以厂区新址,大多是在山区辟一块新天地。很多当年支援三线建设的老上海回忆说,“火车驶入贵州,还没到站,看着车窗外一片片荒山,我想不对头,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穷啊,我的泪水就滴滴答答的。”

    除了住房,对于讲究饮食的上海人而言,当地的食材、作料更是极度匮乏。每次返回上海,采购酱油、蔬菜。因为水质问题,有人还特意从上海买回大缸和明矾,雨天就用大缸接水、明矾定水,待第二天将上面的清水舀来食用。为了吃肉,还有人甚至会去肉联厂,用肉票换许多高温处理过的病猪肉。

照片上的人叫冯喆,著名电影演员。


    1965年,为配合“三线建设”,国务院决定上海迁一个电影厂到四川。周恩来说:“海燕”就让她在海边,“天马”行空就让它到四川来。

    当年,白杨、金焰、顾而已、项堃等著名电影人都在内迁之列。项堃、顾而已等几十人,已先期到峨影厂报到。首批来的人当中,就有冯喆,后

调入峨嵋电影制片厂,并在《羊城暗哨》、《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桃花扇》、《金沙江畔》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文革一起,内迁一事作废。1969年,冯喆遭到迫害关押,客死成都。


    上海的“小三线建设”,则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安徽南部山区和浙江西部山区等地,建设起来的,以生产常规兵器为主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也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当年许多人是在毛主席那句,“三线建设搞不好,我睡不着觉”的激励下,毅然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的大都市奔向山区。一些人则是出于就业谋生的考虑去的。除去自愿之外,还有强制。许多建设者一旦被组织选中,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


    在当年的上海小三线,流行一副对联:“好山好水好地方;好人好马好刀枪”——“好人、好马、好刀枪”,是一句上海小三线建设口号,意指要配备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设备;而“好山好水好地方”,则是赞颂皖南的自然风光。

    但是,去“小三线”的上海人很快就发现,他们面对的,与其说是青山绿水,不如说是穷山恶水。暴雨来袭时,连房门都无法推开,夜晚骑自行车撞到豹子,床上发现毒蛇,一天三顿咸菜和霉豆腐。原本以为去几年就能建好,没想到,一去就是20几年。


    上海“小三线”建设在1965-1988年前后长达24年的时间里,总共有7万余名上海的职工及其家属背井离乡,扎根山区,在皖南和浙西深山中开山炸石、架桥修路、引水通电,硬是在荒山野岭中建起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是全国各省市小三线建设中门类最全、人员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后方工业基地。

    受三线建设影响最大的地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贵州省和重庆市。在三个地区分别形成了,兵团吴语、重庆吴语、贵州的安顺吴语。据统计,这三地使用吴语的人口已接近600万人,其中仅从1964年到1966两年,迁到重庆主城区的上海内迁职工,就达43488人。

    “小三线”同样也是改写命运的起点,有一个淮北女孩因向往上海,去了“小三线”,嫁给了上海籍职工,没两年就随“小三线”,撤回了她梦寐以求的上海。

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去年曾在微博上引发热议。这是网友“@司前衙后”在人民广场拍到的一幕:


    广场上见一捡瓶子的老人,能用流利的英语与几个外国人交谈。等外国人走后,我不禁好奇地上前与老人攀谈起来。老人说,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学的英语,中学时用的都是美国教材,60年前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先在水电站工作,后来参加三线建设。“如果去美国,我会是个中产阶级的。”老人平静地说。

    当时,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是选择决定命运”,我们的编辑有些不平,忍不住转发了一下,用的标题是:《渺小的个人》,即有网友在我们的微博下留言:

    “参加三线建设的老一代,晚年大多数是在建设三线地方度过,能返回上海幸福安享晚年不多;留沪的孩子,由于从小离开父母亲,和他们没有感情,许多退休回沪的老人晚年,要自己照顾自己。”

    重庆一家报纸去年十月,还专门辟了一版,采访晚年依然生活在重庆沙坪坝等地的上海“大三线”职工:

    “他们会说重庆话,爱打成麻(注:“成都麻将”),但依然维持着自己上海人的小圈子,聚一起说上海话,看有关上海的电视节目,做上海菜;他们带来的三五牌座钟还在走,他们通过电视,活在上海......这些老人,都是当初三线建设时期,随企业移民到重庆的上海人,乡愁正成为他们最大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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