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篇——吴敬琏

2011-11-18 12:48:05 来源:看看新闻网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个环节,一个步骤,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情。从经济上来说,我们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建立市场经济。而加入世贸组织,无非就是把建立市场经济的范畴延伸到世界的范围。市场的范围越大效率就越高,这是经济学上一个公认的定义。所以如果这个市场的范围扩及到整个世界,市场交易对经济所起的推动作用当然就更大,他是一个自然的逻辑的延伸。

 

《开放年代》摄制组采访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在一国的范围中用市场来配置资源,当然比用计划来配置资源的效率高。同样,在世界范围内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话,效率就更高了。

  加入WTO,对国内市场秩序的建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这是一个主权国家对国际组织的承诺。也就是说,是对世界其他的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承诺。这个承诺对于国内的改革有很大的推进作用。因为世贸的规则就是市场规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后,建立起来的规则。所以,中国承诺承受这样的规则,对国内的市场经济规则的建立肯定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整个经济秩序是按照一个行政的、层级制的系统建立的。这和市场秩序的基本规则,要求是不一样的。它是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和汇报工作,上级对下级的问责。当这个秩序要改变成为一个独立的产权所有者之间的交换关系,中间会有很多障碍和困难发生。但是,当一个国家对国际组织的做出了承诺,那么要改变国内的规则就有更重的责任,也有更好的参照标准。

  我们现在距离完全符合世贸规则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还应该继续的完善我们国内的市场经济制度。因为WTO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自由贸易。但我们在国内不能完全实现自由贸易的原则。因此,从对外的方面来实现我们的承诺,从高标准的实现承诺的角度来说,实我们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开放年代》摄制组与吴敬琏合影

  关于政府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的问题。在80年代确定改革目标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还不是特别清楚。在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恐怕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还是相对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模式已经对本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障碍。特别是中国原来是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跟东亚有些国家和地区那种威权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有所不同。它整个经济就是一个由政府完全直接控制的经济。所以威权主义的色彩就显得特别重。并且,政府官员在这种政府支配资源的模式下有很大的利益,所以改起来特别的困难。

  主要的原因可以用不同原理来表达。有人把它叫做中等收入陷阱,我也可以用这个词。它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说中等收入国家是一个追赶者,它想要变成为领跑集团的成员。那么在这两个角色中,政府能起到的作用是大不一样的。当你是追赶者的时候,威权政府要获得怎么去追赶别人的这个信息,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前面的路已经有人走过。而当你成为一个领跑集团的成员时,你就需要创新,而创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时候,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甚至还不如企业。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对吗?对。但是因为地位不同,效果是不同的。当作为追赶者的时候,你办大事对的概率就很高。当然,前提是你没有私心,是真心为了这个国家。但当你不再是追赶者的时候,你需要创新,你需要跟别的国家一样在领跑的角色上互相竞争。这个时候,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错的风险就很大,造成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因为如果有一百万个企业,有几个企业办了错事,另外有的企业办了对事,那么在竞争中办对事的企业就上去了,办错事的就垮了。而如果是威权政府一声号令,全国都跟着走,对了当然好,错了该怎么办呢?中国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追赶者了。所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错的概率就很高,而这种错误是犯不起的,后果会非常严重。
有人说中国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强势政府,她能够动员最多的资源,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说到这里都对。但是这个大事到底是对的事还是错的,不知道。他们举出的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高铁奇迹。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大事办的怎么样?应该打多少分呢?

  从概念来谈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清楚的。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往往会有个中间地带。所以问题就来了。在不同时期,政府职责的边界就应该不同,但加上历史的原因,加上惯性,他就有可能越界。比如,我们在1997年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对国企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是清楚的:竞争性领域,国企没必要去控制。但是改革到了2003、2004年就执行不下去了,觉得没有必要,或者觉得损害了利益。
回忆中国申请入关的情景,当时反对加入WTO的人说,这不是损害我们的利益吗,我们怎么能够跟国外的企业竞争呢?一定会有两个行业马上垮掉:一个农业,一个汽车制造业。但今天来看,垮掉了吗?没有。关键是我们的应对。我不能说他们应对的很好。但至少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大的汽车生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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